建立評估的共同語言—--知識分享會文字記錄
Let’s build a common language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– Knowledge sharing workshop write-up
摘要：本學會於2016年12月21日舉辦了分享會，邀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項目經理區天倫（Bruce）介紹賽馬會新設立的BACKS評估工具，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張博宇（Alvin）介紹如何推動社會效益評估。在下篇文章，行政總裁阮耀啟（Terence）介紹學會部分已完成的研究報告，以及未來進行的培訓及知識推廣工作。
Key message: The Institute organized the Annual Knowledge Sharing Workshop on December 21, 2016. The following is the first of two-part summary of the points of discussion from two speaker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:
- Bruce Au: The "BACKS" monitoring &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
- Alvin Cheung: New policy directions o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promoted by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
The next article is a sharing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ases conducted by HKI-SIA,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delivered by Executive Director Terence Yuen.
Key message: The Institute organized the Annual Knowledge Sharing Workshop on December 21, 2016. The following is the first of two-part summary of the points of discussion from two speaker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:
- Bruce Au: The "BACKS" monitoring &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
- Alvin Cheung: New policy directions o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promoted by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
The next article is a sharing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ases conducted by HKI-SIA,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delivered by Executive Director Terence Yuen.
不少社會工作者和管理層，為了評估活動和服務而苦惱，有些在苦惱挑選甚麼評估工具，有些在苦惱如何收集數據，結果忙於跑數和匯報，忽略評估的原意是了解持份者有何轉變，以及持續改善介入方法。
本學會於2016年12月21日舉辦了分享會，邀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項目經理區天倫（Bruce）（圖右）介紹賽馬會新設立的BACKS評估工具，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張博宇（Alvin）（圖左）介紹如何推動社會效益評估。
別只評估output，我們要評估outcome及impact
團結香港基金推廣社會效益評估，並要求政府將之納入政策制定。Alvin指出現時政府和議會檢討政策時，大多採用output-based評估，結果就出現類似「不能避雨亭」的事例，花了錢建了涼亭（這是output），途人在亭內仍要舉傘避雨（沒有效益）。英國政府訂明，若果涉及監管改變和財富再分配，而且影響到私人、公營及其他機構，政府部門就必須使用「社會成本效益分析」效益評估。此等評估強調持份者參與，減少政策推出時的負面影響。
基金並建議政府設立實證諮詢部門，研發評估工具和指引，推動和支援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進行評估，並且計算重要的公共政策的社會效益。
衡量成果的效益是進行評估一大難題。為成果評定價值（valuation）是一個方法，但這牽涉複雜的經濟學運算，尤其是量化非市場效益，令不少團體卻步。Alvin建議在香港成立「社會價值庫」（Social Value Bank），集合來自不同調查，包含非市場產品及服務的金錢價值，方便估算和比較活動的社會效益。例如有學者計算美國公園的康樂價值，得出每人每天觀鳥的得著價值120美元。
近年一些研究採用主觀幸福感（subjective well-being）數據，為非市場效益估值。Alvin建議政府定期進行大型的主觀幸福感調查，或與大學合作，並將數據開放給公眾。如果資料充足，社企和非政府組織可以依靠這些二手數據開展效益評估，成本會大大降低。
在實踐層面，政府可以應用社會效益評估於公共採購（public procurement）過程，在選擇供應商時，考慮投標者的社會影響力，而非只跟從價低者得和經驗最多的原則。
賽馬會BACKS工具：成為計劃評估之間的共同語言
分享會當天，本學會邀請Bruce講解賽馬會的BACKS評估工具。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歷年來資助多項改善市會福祉的項目，現在重點推動青年、安老和體育範疇，促進社會長遠而持續的發展。除了展示投入多少資源，有多少人受惠以外，如何表達各項計劃加起來的效益呢？如是者，各個項目能否有一致的評估方法和語言，以便溝通和匯總？
Bruce認為，好的監察評估工具有以下特點：方便申請者；方便資助者比較多個項目的效益；站在使用者角度考慮；有利項目延續；同時避免項目之間互相競爭和運用過多資源作評估。
參考了本地和海外的「知識—態度—行為」（Knowledge-Attitude-Behaviour）評估方法，賽馬會發展出BACKS監察與評估框架，並應用於新申請的大型資助項目，要求申請者評估成果。
著重多方面評估成果，協助申請團體鋪排活動計劃
相信讀者對input（投入）、activities（活動／過程）、output（輸出）、outcome（成果）、impact（效益）這些名詞不陌生。BACKS其實運用常見的logical framework。雖然整個框架包括效益這部份，但BACKS主要用來評估成果，即參加者在活動後的行為改變，而未及至效益。Bruce解釋這是因為量度效益較困難，需要更多資源。
BACKS把成果分為知識、態度、行為三部份。在KAB之外，加入Condition（C），判斷受惠者的生活情況（state of being）有沒有改變，例如更加健康、找到工作、收入增加、工作更專注。還有加入Satisfaction（S），指受惠者是否滿意活動體驗，惟這是次要成果。
假設一家公司推廣大眾跑步，用BACKS框架把針對參加者的成果分類：
（B）行為：增加跑步密度
（A）態度：更享受跑步和其他運動
（K）知識：認識跑步技巧
（C）狀況：身體更壯健
（S）滿意度：滿意公司安排的活動
Bruce希望透過評估，申請團體能檢視活動的成果是否全面。如果某項計劃提升了受助人的意識和知識，但不見得改變行為，那就可以反思原因，最理想的狀況是受惠者有持續的多方面的改變。
他也預期BACKS能協助申請團體認真思考，logical framework的每個步驟是否如期導出成果。以公司舉辦探訪長者活動為例，如果成果是令長者更開心，那在計劃時要決定探訪本身是否有效，完成後要詢問長者意見。若果他們表示探訪達不到開心的目標，那麼公司需要改變活動，要麼需要改變預設成果。
不論讀者會否真正申請賽馬會的資助，我們也可參考BACKS框架，使得項目更周詳。
本學會於2016年12月21日舉辦了分享會，邀請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項目經理區天倫（Bruce）（圖右）介紹賽馬會新設立的BACKS評估工具，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員張博宇（Alvin）（圖左）介紹如何推動社會效益評估。
別只評估output，我們要評估outcome及impact
團結香港基金推廣社會效益評估，並要求政府將之納入政策制定。Alvin指出現時政府和議會檢討政策時，大多採用output-based評估，結果就出現類似「不能避雨亭」的事例，花了錢建了涼亭（這是output），途人在亭內仍要舉傘避雨（沒有效益）。英國政府訂明，若果涉及監管改變和財富再分配，而且影響到私人、公營及其他機構，政府部門就必須使用「社會成本效益分析」效益評估。此等評估強調持份者參與，減少政策推出時的負面影響。
基金並建議政府設立實證諮詢部門，研發評估工具和指引，推動和支援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進行評估，並且計算重要的公共政策的社會效益。
衡量成果的效益是進行評估一大難題。為成果評定價值（valuation）是一個方法，但這牽涉複雜的經濟學運算，尤其是量化非市場效益，令不少團體卻步。Alvin建議在香港成立「社會價值庫」（Social Value Bank），集合來自不同調查，包含非市場產品及服務的金錢價值，方便估算和比較活動的社會效益。例如有學者計算美國公園的康樂價值，得出每人每天觀鳥的得著價值120美元。
近年一些研究採用主觀幸福感（subjective well-being）數據，為非市場效益估值。Alvin建議政府定期進行大型的主觀幸福感調查，或與大學合作，並將數據開放給公眾。如果資料充足，社企和非政府組織可以依靠這些二手數據開展效益評估，成本會大大降低。
在實踐層面，政府可以應用社會效益評估於公共採購（public procurement）過程，在選擇供應商時，考慮投標者的社會影響力，而非只跟從價低者得和經驗最多的原則。
賽馬會BACKS工具：成為計劃評估之間的共同語言
分享會當天，本學會邀請Bruce講解賽馬會的BACKS評估工具。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歷年來資助多項改善市會福祉的項目，現在重點推動青年、安老和體育範疇，促進社會長遠而持續的發展。除了展示投入多少資源，有多少人受惠以外，如何表達各項計劃加起來的效益呢？如是者，各個項目能否有一致的評估方法和語言，以便溝通和匯總？
Bruce認為，好的監察評估工具有以下特點：方便申請者；方便資助者比較多個項目的效益；站在使用者角度考慮；有利項目延續；同時避免項目之間互相競爭和運用過多資源作評估。
參考了本地和海外的「知識—態度—行為」（Knowledge-Attitude-Behaviour）評估方法，賽馬會發展出BACKS監察與評估框架，並應用於新申請的大型資助項目，要求申請者評估成果。
著重多方面評估成果，協助申請團體鋪排活動計劃
相信讀者對input（投入）、activities（活動／過程）、output（輸出）、outcome（成果）、impact（效益）這些名詞不陌生。BACKS其實運用常見的logical framework。雖然整個框架包括效益這部份，但BACKS主要用來評估成果，即參加者在活動後的行為改變，而未及至效益。Bruce解釋這是因為量度效益較困難，需要更多資源。
BACKS把成果分為知識、態度、行為三部份。在KAB之外，加入Condition（C），判斷受惠者的生活情況（state of being）有沒有改變，例如更加健康、找到工作、收入增加、工作更專注。還有加入Satisfaction（S），指受惠者是否滿意活動體驗，惟這是次要成果。
假設一家公司推廣大眾跑步，用BACKS框架把針對參加者的成果分類：
（B）行為：增加跑步密度
（A）態度：更享受跑步和其他運動
（K）知識：認識跑步技巧
（C）狀況：身體更壯健
（S）滿意度：滿意公司安排的活動
Bruce希望透過評估，申請團體能檢視活動的成果是否全面。如果某項計劃提升了受助人的意識和知識，但不見得改變行為，那就可以反思原因，最理想的狀況是受惠者有持續的多方面的改變。
他也預期BACKS能協助申請團體認真思考，logical framework的每個步驟是否如期導出成果。以公司舉辦探訪長者活動為例，如果成果是令長者更開心，那在計劃時要決定探訪本身是否有效，完成後要詢問長者意見。若果他們表示探訪達不到開心的目標，那麼公司需要改變活動，要麼需要改變預設成果。
不論讀者會否真正申請賽馬會的資助，我們也可參考BACKS框架，使得項目更周詳。
